《時代》10月10日報導說，目前的調查對於梁振英的統治是一個新的挑戰。他已經在面臨數千名民主抗議者的挑戰。他們拒絕離開街頭，直到北京在限制特首候選人的計劃上讓步。
香港大學法學教授戴大為（Michael Davis）說， “（這個醜聞）對梁振英的時機不妙。” “這當然是一個政治頭痛。”
香港和澳大利亞的調查發生在澳媒Fairfax Media週三發表一份報導之後，其中說梁振英接受了UGL公司的640萬美元款項。梁振英於2012年上台，是在就任特首之前跟UGL達成協議，但是在就職之際沒有披露這些收入。
該報導的共同作者，澳大利亞記者John Garnaut告訴《南華早報》，他在10月5日從一個匿名來源收到披露交易的文件。
任何一項調查都可能對梁構成災難
《時代》報導說，週四香港司法部授權香港檢察官辦公室調查這個事情是否涉及違法。泛民立法會議員也宣布計劃彈劾梁振英，同時要求廉政公署調查這名北京支持的領導人。
同時，澳大利亞政府官員周四要求澳大利亞聯邦警察調查UGL是否違反了國家海外賄賂法。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亞洲公司法律專家Surya Deva說，這兩項調查的任何一項都可能對梁振英構成災難。
Deva說，“如果在一個案件當中有任何負面的發現，它將影響到另外一個案件。”
他說，“如果你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你就不是只做一件。”
醜聞足以顛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
《時代》報導說，作為出售房地產服務公司DTZ給UGL的交易的一部份，這個醜聞涉及梁振英分別在2012年和2013年收取的兩筆款項。在出售公司的時候，梁振英是DTZ的亞太部總監。他在2011年11月24日辭去這個職務，也就是在宣布競選特首的三天之前。他然後在2012年3月贏得香港最高職務。
UGL和梁振英都說，他們沒有義務披露這些支付，因為該協議是在梁振英就職特首之前簽署的。
Deva說，不清楚是否梁振英在就職之後不向公眾披露支付的決定違反了香港法律。但是梁振英對此交易的沉默可以說是不道德的，也許它足以顛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
他說，“在法律上來說，他也許是清白的，但是在道德上，他是錯的。”
問題的關鍵是合同里面要求梁振英為UGL不定期擔任“推薦人和顧問”的條款，這個義務延伸到他就任香港特首之後。梁振英手寫了一張紙條加入合同說，他會這麼做，“只要它不產生任何利益衝突”。
梁振英對北京成為太大的負資產
《時代》報導說，戴大為表示，新的醜聞加上正在進行的佔中示威，可能使得北京傾向於讓梁振英辭職，特別是如果抗議者和香港政府之間的僵局持續。
的確，當週四晚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突然取消跟學生領導人的對話後，學生呼籲週五晚上重新聚集，這場僵局產生任何突破的樂觀期望都被打碎。
戴大為說，“如果梁振英繼續不當處理佔中危機，現在加上這個醜聞，他可能（對於北京來說）成為一個太大的負資產。”
梁振英是中共政府在2012年對香港特首的第二選擇。親北京的選舉委員會最初青睞香港大亨唐英年，但是他承認通姦，加上被發現生活奢侈以及非法在住宅修建地下室，令他的前景沉沒。最終，一個小小的多數689票讓梁振英獲得特首職務。這個微弱的勝選令泛民陣營送給他一個可笑的綽號“689”。
但戴大為認為辭職不太可能立刻發生，至少要等到調查結束之後，並且只有在調查發現非法活動的情況下。
（來源： 大紀元201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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