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之際，由沿海向內陸擴散的新一輪罷工浪潮使得長期困擾中國的勞工權益不公等現像日趨突出。
美聯社4月6日發自廣東中山南朗鎮的報導說，一位年齡41歲、年收入不足3萬5千元人民幣的翠亨制包廠罷工女工在醫院向媒體表示，警方針對罷工的暴力鎮壓反而使工人們的權利意識更加強烈。工人們不滿薪資及勞動待遇的罷工活動不僅是形式上的抗議示威，而是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利不再受到侵犯。
今年3月24日，日資企業中山翠亨制包廠工人因抗議抗議廠方拖欠社保公積金、年假、高溫費等違法用工行為無果，發起罷工。當地警方出動兩百多名警員對廠區內的工人實施野蠻毆打。數十名工人被打傷，16名女工和9名男工被捕。現場採訪的美聯社記者也被當地政府人員帶走。罷工後，遭廠方強行解僱的工人更譴責資方以擾亂生產秩序為名無視工人訴求，並聯手警方鎮壓罷工。
廣東中山翠亨制包廠持續超過一周的罷工遭警方暴力鎮壓，只是中國勞工維權狀況的一個縮影。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約有1億6千8百萬勞動人口從農村進入城鎮務工。雖然這些被稱為“農民工”的普通勞動者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特別是出口加工經濟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低工資、超常勞動時間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等勞動狀況卻日趨成為各地罷工或勞工衝突事件的主因。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胡星斗教授指出，中國在經歷近4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其勞工權益的不公正狀況仍令人失望：
“中國總體上還是處於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血汗工廠滿地都是。工人特別是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獨立工會組織，是完全弱勢的一方，所以有時會拿起罷工的武器。否則，他們沒法改變被資本家、被管理者嚴重盤剝、欺壓的狀況。”
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國1982年出台的《憲法》即公開取締了工人自發罷工的權利，導致中國勞工階層在缺乏獨立工會組織的情況下，權利保護意識也被人為性的忽視。但隨著中國經濟原有經濟模式和人口結構的轉變，政府卻並沒有在工人罷工訴求中起到正面的作用：
“罷工本身是針對資方，但中國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員為了政績經常是站在管理者一方，共同欺壓工人。這種做法其實是完全錯誤的。本來是勞資的矛盾，但如果政府介入去鎮壓，結果就演變為官民矛盾。”
美聯社的報導還指出，中國勞工群體在面對資方盤壓及政府無視訴求的情況下，自2011年以來，有組織的罷工事件每年都呈現出翻倍式的增加。
據位於香港的“勞工通訊”組織統計，中國去年的罷工事件多達1300餘起。而被當局認為涉嫌組織罷工的維權工人，更被以各種包括“擾亂社會秩序”、“阻礙生產”等罪名拘捕、監禁。
美國加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原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認為，自稱代表工人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歷經數十年經濟活動後，其本質已經發生了蛻變：
“當年（中共）打江山、奪取政權的時候，他們是發動工農，經常組織工人罷工。開始說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但現在大家看出（中共）掌握權力後，六十多年來不斷在剝奪工人和農民，壓迫工人和農民。共產黨由過去發動工農反抗、搞革命的領導者，現在變成了新的剝削者。”
夏業良認為，被社會統稱為“農民工”的新型勞工群體雖數以億計，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如勞工居民身份、子女教育、社會福利等卻仍受到來自中國戶籍制度的約束。而隨著勞動力人口結構的轉變，中國缺乏正常維權組織的罷工活動無疑也將進一步增大社會動蕩的風險：
“（中國）維穩的經費過去歷年都高於軍費，專制政權寧肯把錢花在維穩上，都不願補償給工人、農民。在他們的心目中，政府是說了算的，怎能由工人、農民提要求。（中共）的想法就是，寧可把錢花在維穩和打手身上。如果工農大眾都把執政黨當作不滿的根源，我想（中共）就已經感覺到巨大的危機了。”
北京理工大學的胡星斗教授則建議，中國當局有必要在經濟下行可能引發社會動蕩之際，盡快出台《罷工法》。針對中國代表勞工自身權益的工會管理、罷工活動的組織和程序等予以立法，為中國勞工權益進行真正有效的保護。
(來源： 自由亞洲電台，2015-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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